他们用骨血与勇气,亮起一抹不灭的光

他们用骨血与勇气,亮起一抹不灭的光

「荷花都已经谢了,只剩下这寂寂挺立的荷梗和萧索的秋意,他为什幺选择来这里?」我坐在他对面,心中浮起一团疑问。

「似乎,老外省知识份子对荷花,有一种的独特的情怀。无论是荷花、兰花,还是海棠,这些古典诗词里的意象,总是让他们萦怀……」我试着给自己回答。但彷彿也不只是这样。

「或者,什幺都不是,他只是寻找安静的地方,好好谈话?」

面前的余纪忠穿深蓝色西装,白衬衫和深红细金条纹领带,一如他每日在《中国时报》七楼办公室的穿着,严肃庄重,典型的领导者风格。

从一九八○年在大学时代,以一首长诗得到时报文学奖开始,我就和时报结下不解之缘。最初是《时报周刊》觉得我的诗文或许可用,请我作为特约记者去写一篇报导。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考试,总编辑简志信认可了报导,很快刊登出来,还要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去上班。可是我正在準备考研究所,就先回绝了。他很乾脆的说,那你若没考上,就直接来上班吧。

然而我考上了,他也没放弃,要我去担任特约记者。当时有一部摇滚音乐电影《矿工的女儿》很红,他们派了一个採访任务:去撰写瑞芳矿工女儿的故事,因为据说矿工生活艰难,有人将女儿卖给瑞芳的红灯区去陪酒卖淫。为了了解矿工工作与生活,我先跟着一个地方特派员去採访矿坑,进入主坑道,也访问了矿坑的经理。可是,终究觉得不够,于是透过朋友的安排,进入一个更小的矿坑,而且与矿工直接下到坑道底,爬行在黑暗无光、狭窄到不容身体弯行,只能匍匐前进的小片区里,和矿工一起流汗,一起在煤粉炭块里跌爬打滚。

那一天的採访让我体验了矿坑里的危险,更了解到沉埋地底深层的幽暗之中的恐惧与奋斗,那未曾被看见的生命质地,真实,坚强,艰难,却微笑以对,坦然面对危疑生死。然而矿工的女儿确实并无被卖出的情事,无法写作,于是我放手写了一篇报导文学〈矿坑里的黑灵魂〉,但文实在太长了,时报周刊无法刊载,我只好去投稿给另一家报导文学杂誌《大地生活》,他们非常喜欢,立即刊登外,竟乾脆问我能不能课余去帮忙编辑工作。

我没有太多犹豫。虽然它的薪水不到《时报周刊》的五分之一,它是一个党外杂誌,虽然它只有四名员工,但理想性的召唤让人无法拒绝。大约工作一年多以后,我写了一篇揭发国民政府违法违宪,把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关押三十几年的报导,用真实的政治犯名单,逼使得当局从一开始的全盘否认,到无法逃避,最后只得开始释放。但那一期也是杂誌的最后一期。

政治犯假释出来的聚会中,他们介绍我认识了李明儒,他是《美洲中国时报》副总编辑。

「或许可以试试看。」我回答。

李明儒看过我编的《大地生活》杂誌,读过三十年政治犯报导,知道我可以写一点文章,当时没工作,就找我去《美洲中国时报》。

开始上班不久,举凡有饭局酒局,他总是把我带着,当「徒弟」介绍给所有同仁。当时我不知其意,只觉得他这幺善良的信任了我,我得在编辑工作上好好表现,不能失了他的面子。

直到几年以后,在一次酒后吐真言的聊天里,一位资深的人事主管才告诉我,因为我在党外杂誌工作过,李明儒找我进报馆的时候,就有人送上了我写过的文章和一堆黑资料给余先生。余先生把李明儒找去问。

李明儒只说:「年轻人找工作,去党外杂誌也是正常的。他得过时报文学奖,有写作的能力,也帮週刊写过报导,可以用一用试试看;至于编辑的事,我负责把他教会,请放心。」

余先生不再说政治的事,只回他:「那你要负责把他教会了。」意思是你得为他负责。

后来李明儒不仅一字一句的改正我下的标题,教我拿捏新闻的轻重分际,平衡处理,还带着我和其他记者同仁聚会喝酒。这不仅是做好人际关係,更重要的是透过这种报馆同仁的饮酒小聚,学习到许多新闻内幕、事件来龙去脉,以及处理新闻的种种微妙手法。

在戒严时代,敏感新闻常常被封杀,如何走钢索,如何用曲笔,用暗示性内容,来呈现事情的真相,以求见报,让读者知晓,这种新闻写作的祕技,只能在饮酒小聚时,透过潜移默化,得到启发。

例如:不能写群众聚集事件,我们就写文章称讚某某分局警察的辛劳勤奋,某一天特别加班处理街头的一些「民众集会」。要写某一次反对戒严集会,就可以侧写民间不了解政府行宪的用心,反而为了要求政府实施宪法而集会,实在是「莫名其妙」。但读者自然可以体会新闻背后的真正妙处。

这「猫鼠之间」的游戏,才是戒严时代的新闻真髓。

在时报文化里,余先生是大家长,是报社编辑方针与採访方向的主导者。他是国民党中常委,被外界视为党内开明派,与被视为保守派的联合报系,是非常鲜明的竞争对手。在蒋经国的手中,这两者代表了开明与保守的两股势力,是权力平衡的槓桿。

这是蒋经国用人的一贯哲学:平衡游戏。权力者刻意让两边互相竞争,彼此制衡,他只要在一边稍稍施加筹码,就可以时进时退,左右大局。这种权力游戏的布局,决定了中国时报的定位。

一九八○年美丽岛大审的时候,他派出王杏庆(南方朔)、王健壮、林圣芬等年轻写手,在法庭旁听记录,用详实的报导,呈现事件的真相,也改变了人们美丽岛事件的观感。据说当时《中国时报》的压力非常之大,但他总是以报导事实,记录历史,未来要禁得起历史检验来要求记者。

但有创造力的记者编辑必然头角峥嵘,几分叛逆;叛逆就不免于得罪旧势力和既得利益者,于是带来一些政治上的麻烦。如果余先生扛得住,就顶住;但扛不住的时候,就只好走马换将,撤换主管,在政治上有所交代。

也因此,时报的人事更迭特别迅速。曾有一次才刚刚换了总编辑,他做了一个对仗漂亮、大快人心的标题,隔了两天,政治压力来了,就又换了总编辑。这些重要主管的起落都看余先生一人意志,不免心生不满;但余先生承受外面压力,要平衡内外,也不容易。

我在《美洲中国时报》工作一年半以后,它却突然宣告停刊了。这在当时是震撼文化界的大事。余先生宣布的原因是不堪赔累,但实际的原因是:当时《美洲中国时报》创办不久,还在赔钱状态,每个月的员工薪资、印刷纸张费用,都得靠台北汇出去,但当时外汇还受政府管制,每一笔钱的汇出,都要特别申请。余先生每个月申请都得向国民党中央管钱、管新闻的人低声下气,拜託放行,苦不堪言。而美国的新闻尺度又不比台湾,开放社会的新闻当然得更开放、更自由才有读者。但台湾内部不时有人拿着放大镜检查,时不时向蒋经国告状,并且目标不是美洲中时,而是台北本部,这让余先生的经营更为辛苦。

然而一九八四年发生了两件大事,让美洲中时的新闻变得无比敏感。第一是江南案,美洲中时从事件一暴发就断定是政治谋杀,评论与新闻导向皆如此,事后的真相也证明这判断是正确的。但此种新闻处理与当时国民党的政策背道而驰。

第二是一九八四年的洛杉矶奥运会,台湾运动员表现不错,中国大陆队表现更是杰出,旅美华侨不分新侨老侨,在美国人的爱国情绪激荡下,激发强烈的民族情感,华侨不仅为台湾加油,也为中国大陆加油,一时间人不分两岸,地不分南北,都为中国人加油。美洲中国时报呈现了这种情感,以显着版面,报导两岸运动员夺牌的消息。

这让一些人抓到把柄,以「为匪宣传」的罪名,向蒋经国告御状。那一段时间的外汇,很难汇出。余先生一次一次走门路拜託各方,已经非常厌烦,最后决定断臂自残,关门了事。他亲自飞去美国处理,向同仁当面宣布,难过得不得了。

我当时是美洲中时台北编辑部的副刊编辑,得闻此事,才真正感到小说《一九八四》那种老大哥无所不在的恐怖。但如果连余先生这样的国民党中常委都无法自主办报,谁有新闻自由呢?

摘自《暗夜里的传灯人》

Photo:Derek Key, CC Licensed.